摩臣主管

理想主义者的悲情和光芒



1991年8月下旬,年轻的我获得一个去西欧行走的机会。飞机从北京出发前往法兰克福,中途在莫斯科国际机场转机。这是一次相当拖沓的转机,乘客们要走海关出来,在航空大厅里待上五六个小时,再办过关手续继续登机。在无聊的等候时间里,人们只能闷头坐着,一次一次地看表。这时我突然起了一个念头,此刻若坐地铁进城,在红场上速战速决地逛一圈回来,肯定能让这个闲置的晚上变得有意思一些。但我的想法立即遭到同伴的反对,他们觉得如此匆忙的行动是一种冒险,一不小心会被坏脾气的飞机所抛弃。

在那个莫斯科郊外的夜晚,我站在机场大厅窗户前,看着外边的暗色,心里只是多了一点临时性的遗憾。我并未意识到历史性的事件近在眼前,自己一伸手便能抓到一把特殊的空气。就在一周前,不远处的莫斯科中心发生了大规模的集会和冲突,可时间太近了,事情还在发展着,别说是一个中国青年,即使是苏联民众,也没有能力判断接下来的国家走向。我可以看到的是,作为莫斯科窗口的国际机场,此时忙碌而日常,有一种对什么事都不以为然的平静态度。

随后一些天,我在德国几个城市旅行,整日举着眼睛东张西望。有一天,我跨过已拆掉的柏林墙,来到一个街心公园。公园里立着马克思、恩格斯雕像,他们一位坐着一位站着,造型相当魁梧醒目。我赶紧近上去打量,发现他们铜像的身上被涂了一些红漆,虽经过清洗仍留着明显的漆渍,像负伤受难后淌下的血迹。在那一刻,我心里先是蹿出了难受。在大学时代,我学的是经济学理论,《资本论》乃重要的主课。我曾花许多时间一字一句通读了《资本论》三卷。那个时候,我和同学们喜欢在教室或寝室里争论问题,而要让自己取得气势上的主动,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掏出《资本论》里某一句话来反驳对方。因此双方激辩时,都会邀请马克思站出来,希望他成为自己的支援者。我一直认为,马克思是一位了不起的理论家,他有着深邃的思想和精妙的文笔。如果再熟悉一下他的生平,你还会发现马克思是有趣和可爱的。所以我站在他的跟前,心里接着生出的是一个青年读者对经典作家的敬意——他是一位凭着思想就能改变世界的男人。

许多年过去,当我坐到书桌前写作《等待呼吸》时,莫斯科机场和柏林马克思铜像这两个场景从脑子的深处缓缓飘来,像电影中推出的特写镜头。我知道,莫斯科和马克思将是撑起这部小说的两个重要支点。脚踩这两个重要支点,就能立住一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。这位理想主义者名为夏小松。

在小说中,夏小松成熟幽默,身携激情,对苏联的经济困境和政治变势保持着思考,而且在思考中不断确认着自己的信仰方向。作为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,他熟读《资本论》,也细读《通往奴役之路》,但他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而不是哈耶克。在那年夏天的莫斯科街头混乱中,一颗流弹击中他的胸口——在他身体受伤的同时,他的理想也受伤了。在这个时候,夏小松需要赶紧修复身体,再用一些岁月来验证自己的信仰和思考,可他的命运挡住了我的行笔,使我无法自作主张地留下他的生命。令我欣慰的是,夏小松在作品中只出场了部分时间,而他的气息贯穿了整部小说。他身上的理想主义情怀,形成了一股印着青春符号的力量,能让不同政治站位的读者为之心叹与尊敬。

在穿过爱情和理想的灿烂地段后,接下来面对的是一条漫长的艰难之路。这条路只能让杜怡一个人行走。她吃了太多的苦,身体一次次受到侵害,精神则不停地下滑,直到跌至黑色的底部。在之后的年月里,我们不知道她的生活内容,似乎又知道她的生活内容。在杭州,她则一边与生活纠缠周旋,一边努力从庸常日子中逃离,这样的逃离其实是一种精神突围,或者说是一种自我救赎。说实在的,对杜怡这样与生活搏斗过的女子,我在这里无法也无力解释清楚她的一生,这个任务应该由读者来完成。我能够明白的是,在写作过程中,自己内心一直是隐痛的,非常愿意伸手支援她帮助她。又因为自己不能直接踏入小说,就怂恿夏小松在天上去援助她。事实上,正是带着对夏小松的爱和青春记忆,杜怡阻止了自己的精神下滑,并最终走出泥泞的生活。

这是一部讲述爱情的小说。青春的激情、异国的情调和特别时期的惊心背景,让这场爱情既伤感又绚烂。这更是一部记录命运的小说。三个年轻人分别以自己的方式与这个时代相处交手,既充满了人性的纠缠和生命的起伏,又放射着“理想”一词的悲情和光芒。

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,那时候我们口唱校园歌曲,心存光荣与梦想,还很先锋地谈论“主义”或“缪斯”。许多年过去,社会生活和观念规则都发生了巨大变化,各种世俗的逻辑改造过我们,各种立场的思想入驻过我们,而“理想”一词则像钞票一样,在流通的过程中已被使用得又脏又旧。但即使这样,若是静下来盘点一下,我觉得自己心里还保留一块干净的东西,年轻时的初心还没有被自己完全丢开。我有时候想,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还真是有点不一样。我们也世故,我们也狡猾,但我们中的一些人总归还存放着当年的情怀和向往,这在遍地忙碌的利己主义者和拜物主义者中间,悄悄成了一种难得的存在。所以如果有阅读者做出判断,这部小说只有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才能写得出,我会点头同意的。

我还会点头同意的是,这部小说写得很累很辛苦。这不仅是指推进故事时的内心悲喜,也是指创作过程中的身体劳耗。小说创作是在2017年春天开始起步的,写了将近两年,后来又冷却和修改了一段时间。在此过程中,我一直主编着一份刊物,还要具体操办一个重要的文学奖,因此白天始终是忙着的。只有到了晚上和周末,我才能将心思收回来,进入属于自己的小说地域。在不算太短的七百天里,我一般晚上九点半开干,写到夜里收工,再翻翻书让脑子静下来,差不多两点钟才闭灯躺下,第二天上午照常起床去上班。有时候调控不好,身子躺下了脑子却收刹不住,在黑夜中径自东跑西蹿,让我无奈又焦虑。没办法,对于拿不到整块时间的写作者,搭建长篇小说真不是个轻松活儿,它会把你身体里的元气一点点地抽去,直至精疲力竭。好在到了某一天,我发现自己终于可以写完了,而且写出的是一部能让自己点赞的作品。

小说写完后,我去了一趟俄罗斯。我站在莫斯科红场,一边观望克里姆林宫戳向天空的塔尖,一边想象着许多年前广场周围发生的事情。我在莫斯科大学高大的教学楼前走来走去,顺便跟迎面而来的大学生打个招呼。我专门坐着地铁四处探访,遇到有趣的站台就下来溜达一会儿。在革命广场车站,我还闭着眼睛走几步摸到了狼狗的鼻子。

有一天,我来到阿尔巴特街,一种故地重游的感觉马上扑了上来。普希金和娜塔丽亚的双人雕像仍安静地矗立着,街道两旁的商店活跃而不喧闹,街心有小姑娘演奏小提琴,也有几个小伙子在展示街舞。随后再往前走,我突然遇到了那面著名的涂鸦墙。墙上内容仍然斑斓,有人物肖像,更有长长短短的留言句子。我举着脑袋打量着墙面,眼睛里却出现了夏小松和杜怡的身影。我觉得这一刻,他们俩就在我的身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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